国金证券-2020年美国大选的“变”与“不变”：疫情背景下的党政分化和世界格局变迁-201024

　　引言：就2020年美国大选而言，其中变与不变的根源在于其特殊性。特朗普本身就作为一种特殊现象的存在，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带来超预期的影响，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各种内外因素交织构成了本次选举可能出现刷新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导致我们难以对大选结果直接做出判断。所以我们分析大选可能出现的四种结果，研究其对美国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影响，进而延申其对非美经济的影响。我们需要注意到无论谁赢得本次大选，竞争性对华战略调整的方向已在美国两党精英中逐渐形成共识。
　　一、较之以往，今年对大选影响最大的变量是新冠疫情。首先，从纵向比较来看，和本年度拟合程度较高的1920年和2000年，在民心、党派、大选时间的节点方面均不同。从横向比较来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中产阶级的不平衡感逐步加深，导致选情不确定性升高。两党对防疫措施的重视程度以及“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种族问题，成为一个集中引爆点激化了精英与中低收入人群、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其次，疫情改变了传统大选的方式，邮寄投票可能导致选民的投票率和两党的支持率出现偏差，引发更多的矛盾。而随着社交媒体对政治话语权力度上行，自媒体已经成为社会情绪的宣泄口，导致选民情绪短期容易被舆论左右，大选结果容易产生幸存者偏差的情形。第三，打“中国牌”确实比往年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度，主要由于中国和美国应对疫情态度的分化，强化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美国本土经济的大幅衰退需要通过“中国议题”来转移公众视线；另外在当前民粹主义强烈的背景下，“中国牌”更能引发情绪上共鸣，获得更多支持。
　　二、目前民调结果拜登大幅领先特朗普，但最终结果并不“绝对”。拜登当前的优势在于：1）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民调支持率从9月底开始扩大；2）拜登的竞选资金超过特朗普；3)副总统提名贺锦丽有助于巩固民主党优势，争取中间选民；4)民主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多个关键席位竞选中占优势对拜登竞选形成利好。但由于选举人团制度、抽样偏差和媒体影响，民调并不能代表最终结果，所以特朗普当前仍然有翻盘的可能：1）特朗普的狂热粉远高于拜登；2）邮寄选票的合法性问题可能会成为主要矛盾点；3）特朗普和拜登在摇摆州之间存在差距收窄的迹象。
　　三、大选结果的四种不同的情形对未来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情景一：拜登当选；共和党控制参议院、民主党控制众议院。预计拜登在总统任期内不会有重大的财政举措，但是贸易和外交政策会比较确定。情景二：拜登当选；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预计短期经济相对承压，但长期美国结构性问题将有所缓解。情景三：特朗普当选；共和党控制参议院、民主党控制众议院。预计政策基本维持现状，在贸易和外交政策上不确定性更强。情景四：特朗普当选；共和党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预计短期经济强劲复苏，但长期全球贸易紧张程度升级，贫富差距加剧，经济的脆弱性加剧。从权益市场来看，长期来讲股市和党派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若特朗普连任，由于减税+低利率的背景下，“美元资产荒”仍将存在，资金继续流入美股，对美股估值形成提振。如果拜登当选总统，由于对货币政策总基调偏鹰+进入加税周期，对股价和股息收入构成了压力，目前较高的市场估值限制了企业利润增长的前景，对权益市场不利。美债收益率回升基本确定。拜登上台美元走强概率较高，特朗普上台美元走弱概率较高，但均不改美元将经历长期周期性疲软。全球需求的复苏将对整体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支撑。
　　四、大选结果对非美经济体影响有限，但难以改变对华态度。对新兴市场来说，如果拜登当选，美元走强概率上升，部分新兴市场存在一定风险；如果特朗普当选，贸易保护政策必然延续，带动整个风险偏好回落，对风险资产上行形成抑制。在分裂国会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债券收益率更具有吸引力，另外美元疲软的延续，将减少新兴市场的外汇波动。对发达国家来说，如果特朗普当选，跨大西洋关系将进一步恶化；如果拜登当选，虽然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短期可能有所修复，但欧美之间共同利益下降的趋势难以逆转，意味着欧美关系渐行渐远。对中国来说，两党均同意对华开展一个竞争性的战略，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其实美国也在对自身在全球的实力和地位上进行调整，但在具体政策选择上两党呈现出相对碎片化的立场倾向。从中美贸易来看，拜登上台中美贸易将有所缓和，而特朗普将加速中美“脱钩”。从金融方面来看，拜登对华的金融制裁战略将超过特朗普，局部制裁的可能性较大。从科技方面来看，两位候选人对科技的打压均会有所加强，特朗普更会选择直接封锁，拜登更倾向和中国开战科技竞争。中短期来看，中美关系面临的具体风险点主要源于制度和价值观之争，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相关制裁、和伊朗、朝鲜有交易的金融机构、对南海、台海、东海巡航等挑衅行为等。长期来看，中美贸易与美苏冷战时期存在明显不同，冷战思维可能是无效的。
　　风险提示：
　　1.疫情二次爆发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上行；2.政府应对措施和方法不当，导致恐慌性情绪和预期混乱；3.大选前夕不确定因素上行，对资本市场形成较大影响。